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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1 公众环境关心与 风险应对行为 研究 ——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学 与 社会 工作 系 范丽娜 [摘要 ] 本研究基于福建漳浦 PX 项目周边公众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公众环境关心与其风险应对行为进行讨论。发现公众环境风险应对行为包含向项目直接相关方抗争、 通过第三方 间接抗争、新媒体抗争三个方面。本文 从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生态危机意识、自然规律意识等方面辨析了公众的环境关心 ， 发现在福建漳浦 PX项目调查中 ， 公众环境关心在新生态范式 （ NEP） 下的信度系数比在 CNEP 量表下更高 。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公众环境关心对环境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环境关心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 公众风险应对行为中的“项目直接相关方抗争因子”有显著负面影响；生态危机意识对“项目直接相关方抗争因子”、“通过第三方间接抗争因子”则有显著正面影响 ；性别、户口状况、年龄分别对公众环境风险应对行为的三个因子有显著正面影响。 [关键词 ] 环境关心，风险 应对行为 ， PX 项目 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2 The study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Risk Coping Behavior --Based on the Case of ZhangPu, Fujian PX Project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s on the survey data of Zhangpu, Fujian PX project, on which w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their risk coping behaviors.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risk coping behaviors, we found that the risk behaviors including three aspects: fight with partie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roject, via a third party opposition, fight with new media. From the human-centered thinking,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natural consciousness, we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al concern of public, found that the α coefficient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NEP) is higher than in CNEP scal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s on environmental risk coping behavior. Research found: the factor of the human-centered thinking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the factor of fight with partie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roject； ecological crisis awarenes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actor of fight with partie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roject and via a third party opposition, which may influenced by the fight channel public can obtained, data, the scale, public`s awareness on environmental risk and their trust system. Gender, account status and age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public environmental risk coping behavior. Key words: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s, Risk coping behavior, PX project 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3 一、研究缘起 上世纪 70 年代 末 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人民 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与此同时， 环境 问题 、 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渐 激化 。 环境 问题已经影响到 群众 生活的方方面面 ，成为危害 人们身体健康 、 提高生活质量的 障碍 。 1962 年 雷切尔 · 卡逊（ Rachel Carson） 发表 《 寂静的春天 》 ，在此之后， 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对于环境的关心出现显著增长，特别是之后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重要的环境事故 ， 更是促进了人们对于环境的关心 （洪大用 ，肖晨阳等， 2012） 。 在我国 ， 近几年 来出现的 环境 风险应对行为中就暗含了公众环境关心的觉醒 ，特别是 各地 反对 PX 项目落户 的行为。 当 环境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之后， 测量 公众愿意为解决环境问题付出的努力程度、对政府环保政策的支持程度 等 成为当务之急。 1978 年 ，邓拉普和范李尔（ Dunlap and Van Liere， 1978） 正式提出 “ 新环境范式量表 ” （ NEP 量表 ）， 对环境关心进行测量。 2000 年 ，邓拉普等人（ Dunlap， et al.， 2000） 发文 讨论 并修订了 NEP 量表（ 1978） 的 问题，提出了新的 NEP（ New Ecological Paradigm）量表 。 一般来说， 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如职业、收入 等 会在无形中形成并丰富人们的环境 知识 ，在经过个体的感官处理之后可形成某 些 环境意识 1，然后在此基础上 外化 出人的参与行为 （王凤 ， 2008） 。 一定程度上，公众 的环境关心 程度预示着 人们应对环境风险的将会采取的行为方式。 面对环境风险 ， 不同 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措施 ， 有的人可能会 直接 积极抗争，有的人希望通过第三方来达到自己的诉求， 也有的人 会采取消极避免 的 行为 甚至不做出反应。这些 应对 方式的不同 ，或多或 少受到他们环境关心 程度 的影响， 而公众 的 人口特征 ，在其中起着控制变量的作用。 本文 欲在 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从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出发，通过建立公众环境风险应对行为的模型，分析公众环1 “ 事实上 ，在相关研究中，人们使用了 ‘环境 （ 生态 ） 态度 ’、 ‘环境 （ 生态 ） 关心 ’、 ‘环境 （ 生态 ） 意识 ’等 多种概念。 严格来说， 这些概念之间确实 不是 完全一致的，但是， 它们 大体上都是指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涉及生态环境的问题的程度以及个人 为 解决这类问题而做出贡献的意愿。 在此意义上， 我们 权且 使用国外同类研究中比较流行的 ‘环境关心 ’概念 。 ” —— 洪大用 、肖晨阳等著 ， 2012，《环境友好 的社会基础 ——中国市民环境关心与行为的 实证研究》 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4 境关心 与其 风险应对行为的现状与关系，从而有助于分析公众在面对环境风险时所采取行为的差异性。 二 、文献综述 （一）环境关心 、环境风险应对行为的界定 环境关心 是一个复杂的 、 构成 性 概 念 ，很多研究并没有 对 环境关心做出明确的界定。 Dunlap 和 Jones（ 2002） 指出 ，已有的关于环境关心的操作性定义大概有数百种。 但是 周志家（ 2008） 通过 仔细分析后发现， 在关于 环境意识内涵的问题上，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 ： 一种观点以洪大用 （ 1998）为主要代表， 认为环境意识应该包括环境 知识 、环境价值观、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等四个环节 ； 另一种 观点 则认为环境行为是一个独立于环境意识的变量，这是因为：环境意识研究的主要目的 在于 探讨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变为人们具体的环境行动（ Diekmann/Preisendörfer， 2001： 101； 转引自 周志家 ， 2008）。 Dunlap 和 Jones（ 2002）认为 ：环境关心是指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涉及环境 的 问题的程度， 或者 个人为解决这类问题而做出贡献的意愿。 可以 看出， Dunlap 和 Jones 的观点实际上是倾向于后者的。 在 后来的研究 （洪大用 ， 2006， 2007， 2011， 2012 等）中，洪大用也 改进 了 原先 对环境 意识的 界定， 不再将 环境行为视为环境意识的维度之一， 而是 采用 Dunlap 和 Jones 对 环境关心定义。 本文 关于 环境关心的定义采用 Dunlap 和 Jones 的 观点： 环境关心是指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涉及环境 的 问题的程度， 或者 个人为解决这类问题而做出贡献的意愿 。 环境风险是 指 由 自发的自然原因和人类活动引起的、通过环境 介质传播 的、能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产生破坏、损害及至毁灭作用等不幸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 （陆雍森 ， 1999） 。 根据 这个定义， 环境风险 一般可分为自然环境风险和人为 环境风险 ， 且 暗含了这样一个意思 ， 即环境风险可以 是 潜在的，也可以是已经显现并造成问题的。 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5 对于环境 行为， 国内外的 研究有很多，但是给环境行为做出一个明确 的 定义，尤其是基于社会学的学科立场下定义的研究却很少 （ 崔凤 、唐国建， 2010） 。他们总结了 国内关于环境行为的研究，认为目前 国内学者 对环境行为的理解基本可分为两种 ， 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 。 广义理解 认为 人 的一切行为都是环境行为； 而狭义理解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将环境行为理解为个人层面的行为，另一种则是认为环境行为单纯指环境保护行为。 Hsu、 Roth（ 1998） 将环境行为定义为个体为保护或者 改善 环境而采取的一系列负责 任 的行动。 彭远春 （ 2011） 在对 我国环境行为的研究 述评 中， 也是 将环境行为 放在 等同于环境保护行为 的 意义上来理解。然而 崔凤和唐国建（ 2010） 提出了不同观点 ，他们 从 行为主体的多元化态势、行为结果的差异 以及 行为的实施方式这三个方面出发 ， 将环境行为分为三大类，其中 第一大类 （ 即 从行为 主体 的多元化态势出发） 又可分为 个体型环境行为 、 群体型环境行为 和 组织型环境行为 ， 而环境保护行为只是第二大类中的一个小类而已。笔者 赞同崔凤 和 唐国建（ 2010） 关于 环境行为的观点 。 基于 本文 的 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数据来源， 结合 上述学者对于环境风险 和 环境行为的定义，本文将要探讨 的 环境风险应对行为 是指：公众为了避免 或减轻大型重化工项目 对 生态环境和 身体 健康的影响而采取的一系列 环境行为 。 （二）环境关心 和环境 风险应对行为的 测量 正如 上文 所述 ，环境关心概念 的复杂性 ， 学者们 对 它 的定义 不尽相同， 不同的学者在 其研究中会 给出各自相应的操作性定义 ，这也 造成了环境关心测量上的极端 复杂性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不断有学者进行探索和尝试，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测量方法。例如 ，马洛尼 和沃德（ Maloney and Ward， 1973） 提出的 “ 生态 态度和知识量表 ” 、 罗素 · 威格尔和琼 · 威格尔（ Russell Weigel and Joan Weigel， 1978） 提出 的 “ 环境关心量表 ” 、 邓拉普和范李尔（ Dunlap and Van Liere， 1978） 提出的 “ 新环境 范式量表 ” （ 简称 NEP）， 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测量工具（ 转引自 洪大用， 2012： 2） 。 随着 时代发展，环境问题不断发生变化， 因此 ，邓拉普等人（ 2000） 讨论 修订了 1978 年提出 的 NEP 量表中的有关问题，使之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 洪大用 （ 2006） 运用 CGSS2003 的数据分析发现 ， 修订后的 NEP 量表在中国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6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人们的环保 态度 和环境行为 。但 与 Dunlap 等人 之前的研究结果相比，预测度要稍弱一些。 因此 ，洪大用认为在测量中国公众环境关心时， 不能 照搬修订过的 NEP量表，而是应该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略加改造。 2007年，洪大用 再次 根据 CGSS2003（ 城市部分 ） 数据 ， 运用验证性 因子分析方法 （ CFA），对 修订过 的 NEP 量表 的 维度 进行检验 ， 发现目前数据虽不能完全支持 NEP 量表的单一维度假设但也不能否定这一假设，他认为就目前而言 ， 可以在修订过的 NEP量表的基础上剔除部分测量项目，从而构建一个较好的单一维度的中国版环境关心 量表 。 两次评估之后 ， 2011 年 ，卢春天、洪大用（ 2011） 利用 CGSS2003 数据 ，结合环境关心的理论定义，建构测量了中国公众环境关心 模 型 。 他们 发现与 二阶 模型相比，包括了全球环境问题感知、当地环境问题感知 、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优先选择、新生态 范式 （ NEP） 这四个 潜在变量 （因子）的 一阶测量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所收集的数据和环境关心的定义 。同年 ，这两位学者（ 洪大用 、卢春天，2011） 基于 CGSS2003 数据 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 从 环境关心的个人层次出发，对公众的环境态度做了一个多层分析。 近年来 ， 我国内地 学者也不断采用修订过的 NEP 量表对 中国 公众 的 环境关心 与 行为进行测量（ 冯麟茜 ， 2010； 周志家，2011； 王玲、付少平， 2011； 李亮、宋璐， 2013； 李春程， 2014） 。 使用修订过 的 NEP 量表 在中国开展相关调查的时间并不 长 ，对于这个量表 是否 能够科学客观地反映中国实际情况 、是否 有足够的信度和效度 ，是我国 学者的研究重点之一 ， 洪大用等学者也一再对 其 在中国的应用进行评估（ 洪大用、 肖晨阳， 2006、 2007） 。 2014 年 ， 洪大用 等学者 提出了 中国版环境关心量表（ CNEP） 。他们利用 CGSS2010 数据，对基于 CGSS2003 数据 所提出的环境关心量表及其修订方案进行了再检验，数据分析表明 用于 测量中国公众环境关心 的 2007 版 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水平， 且 不 同时点的数据检验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可作为中国版量表（ CNEP） 施用于 中国城乡居民环境关心的测量。 较之 国内外学者对于环境关心的 众多 研究 ，有关环境风险 应对行为的研究就要少得多了。 目前 我国学者对于环境风险的讨论 涉及 对环境风险评价、评估以及环境 风险分配等方面 。 侧重于 环境风险 评价、评估的研究 可 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 综述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7 类，主要是关于环境风险评价、评估的理论探讨，包括研究 进展 （ 程胜高 、鱼红霞 ， 2001；毛小苓 、刘阳生， 2003；胡二邦 、 姚仁太 等， 2004；杜锁军 ， 2006；刘桂友、徐琳瑜等， 2007； 袁业畅、何飞等， 2013） 、法律方面 研究 （罗大平 ，2005；高原 ， 2013）； 第二种则是侧重于各种具体问题的环境风险评价、评估，如 有关 化工 行业、 化工项目的环境评估 研究（杜喜臣， 2007； 贾倩、黄蕾等， 2010）等。有关 环境风险分配的研究在我国则主要表现为对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 的 关系探讨 ， 有 学者 通过定量研究表明我国存在 基于 居民社会经济地位 差异 的不公正环境风险分配问题（ 聂伟 ， 2013； 龚文娟 ， 2014） ，郁乐 （ 2014） 则从道德冲突 的角度，说明 环境 风险的生存与分配过程中，不仅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社会风 险地位与风险相关的话语权失衡等背景，而且在环境风险相关信息的构建 、 传播与解读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信息传播与解读的社会心理机制，对环境风险的建构与认知起着决定性作用。 与 西方学界不同的是，我国 学者 一开始对环境行为缺少关注，研究成果寥寥，直到 2000 年 以后 随着 环境 社会学 的快速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才成为重点 （彭远春 ， 2011） 。洪大用 是 我国对环境行为进行探讨 研究 的先行者之一 ，他 在 1998 发表 的《 公民 环境意识的综合评判及抽样分析》 中 就有关于环境行为的讨论 。 近年来 ， 采用 实证研究 方法对环境行为进行研究的学者居多，并且 侧重于 探讨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 （孙岩 、宋金波等 ， 2012； 王琪延、侯鹏 ， 2010；沈立军， 2008；孙岩， 2006） 。 目前有关 环境风险应对 行为 的研究很少，但是从 以 环境风险评价、评估 、 环境 风险 分配 、 环境行为 为 研究主旨的文献来看，我国的环境风险应对行为研究并不难开展，也有学者早已做出 有关 尝试 （洪大用 ， 1998） 。 （三）国内外 关于公众环境关心对风险应对行为影响的 研究 目前 直接 研究 公众环境关心对风险应对行为影响的文章比较少，大多数文献的立足点在于环境行为的影响 因素 ，进而延伸到公众环境关心 （亦称 环境态度、环境意识等 ） 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一部分 学者认为，环境关心对环境行为 具有 显著影响 。 孙岩 、宋金波（ 2012）在 研究城市居民 环境行为的 影响因素时， 采用 HINES 等对 环境行为 的界定， 并根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8 据 中国现实稍加调整， 发现 ： 环境信念 （ 包含在环境态度中 ） 与公民行为 （ 包含在环境行为中 ） 的 相关性 最高。 在此之前 ， 孙岩 （ 2006） 通过 在大连市 开展 问卷调查，分析 数据 后 已 发现：环境 责任感 、环境知识 与 公民行为显著相关（ P≤ 0.01） ，即说明环境责任感越强，环境 知识 掌握越多，越易于实施公民行为。 Tanner 和Kast（ 2003） 采用 NEP 量表进行研究，也表明 环境信念 与环境行为显著 相关 。 沈立军 （ 2008） 提到 环境意识的核心是环境 价值观 ，他通过测量大学生的环境价值观（使用 NEP 量表 ）、 环境态度以及环境行为，分析数据后得出环境价值观对环境行为有显著预测效果的结论。 也有 其他研究表明，环境行为与 环境 价值观 具有相关性 （ Dunlap 和 Van Liere， 1978） ， NEP 的调查结果能直接预测环境行为（ Stern，Dietz 和 Guagnano， 1995） 。其他 学者如刘贤伟、吴建平（ 2013） 发现 环境关心在生态圈价值观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 之间 起到完全 中介作用 ， 在利己价值观和私领域环境行为之间 则起到 部分中介作用。 在 对福建永定土楼居民的环境意识 与 环保行为特征的研究中， 李春程 、陈桂煌 （ 2014） 发现永定土楼居民的环境意识与环保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环境关心 与环境行为 两者 关系并不总是 如此 紧密， 特别是 在有些研究中二者关系并不显著。 Scott 和 Willits（ 1994） 在对美国 宾夕法尼亚 州 居民 的大样本实证研究 中 发现，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不强 ， Arbuthnot 和 Lingg（ 1975） 经过 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我国 学者经过研究也 有 类似发现。 吴祖强 （ 1997） 和 张海清（ 2001） 分别 对上海市民和番禺市民 的 环境意识进行调查研究，均发现两地市民的环境意识、环境 知识 和环境行为不 相关 ，表现为意识先行，行为滞后。 对 环境关心与环境行为两者关系 出现 上述两种不同的 结果 ， 笔者认为 原因 可能在 于 ：（ 1） 存在 其他变量的影响 。如 ： Gardner 和 Stern（ 1996） 在 讨论环境态度和环境 行为 的关系时，认为持有较高的 NEP 意味着对环境持有积极的环境态度和信念，进而会引发正面的环境行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环境行为与 NEP 两者 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一些其他因素和变量的 影响，从而导致两者关系并不如 预期那样显著。（ 2） 测量 缺乏信 、 效度 。洪大用（ 2006,2007,2014）的研究表明， 2007版量表在用于 测量中国公众环境关心时比修订过的 NEP 量表具有更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中国版量表（ CNEP） 使用。 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9 通过 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关心对环境行为影响研究的梳理， 大致 可分成两种思路 ：第一种 思路是 偏向 环境社会学 ； 第二种思路 是偏向环境心理学 。 在 笔者能够找到的 涉及 实证研究的文献中 ， 更多 的 是将这两种思路结合起来运用 ， 而不是单独分离。对于 公众 环境关心 对其 风险应对行为 的 影响这个问题， 本身 就 涉及到 人的态度、行为等 与 心理学 理论相关 的东西， 而 这个问题的本身，却 是公众 在社会中对 出现 的环境问题的一系列反应， 包括 心理态度 、 自身行为等等 。 因此 ，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无法分离， 而 是应在社会中去分析 。 三、 研究设计 本研究 的数据 来源于 2014 年 由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方秦华老师和 公共事务学院 龚文娟老师合作 主持， 笔者参与 的有关 “ 城镇居民居住环境及 生活质量 ”的 问卷调查 。 本次问卷调查 在 福建省漳州市和厦门市 开展 ，调查 对象 是 生活在 PX 项目附近的居民和 PX 项目拟建地周边的居民 ，采用文献探讨 、 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来构建研究框架和获取所需资料 。 其中 问卷调查 采用 抽样方法为多阶段混合抽样法 ： 第一阶段 ， 采用立意抽样方法 ， 依据本研究对重化工项目 （ PX 项目 ） 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的需要 ， 选择厦门海沧和漳州漳浦为初级抽样单位 ； 第二阶段 ， 根据两地人口规模 ， 按 “概率与元素的规模大小成比例（ PPS）”原则，同时结合 PX 项目在厦门海沧和漳浦县的具体地理位置以及影响人群规模，应用地理信息系统（ GIS）工具兼顾空间代表性，抽取居委会 /村委会；第三阶段，在居委会 /村委会中按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家庭，并在每户中确定 1 人为最终调 查单位。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入户一对一进行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00 份， 回收 380 份， 其中 有效问卷 380 份，有效 率 为 95%。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对于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意义的受访者，由调查员进行深度访谈。 本研究运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采用的量表工具有 ： 环境关心量表 （ 修订过的 NEP 量表 ） 和环境风险应对行为量表 。 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10 围绕笔者想要研究的中心问题 —— 公众环境关心与风险应对行为 ， 本研究按照如下方式开展 ： 首先，围绕大型重化工项目，分析公众的环境关心状况和风险应对行为现状；然后，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状况、在本地居住时间、家庭收入作为控制变量，以公众环境关心的各个因子作为解释变量预测公众的环境风险应对行为。 将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模型 ，然后根据因变量各 因子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依次引入解释量 —— 公众环境关心的各个因子，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四 、 分析与发现 （一） 样本构成情况 本次调查的 样本 构成情况详见表 1。 表 1 样本 构成情况 样本数（ 人 ） 有效百分比（ %） 样本数（ 人 ） 有效百分比（ %） 社区类型 城市市区 集镇社区 农村 合计 缺失 182 25 173 380 0 47.9 6.6 45.5 100.0 年龄 30 岁 以下 30~45 岁 45~60 岁 60 岁 以上 合计 缺失 187 124 51 10 372 2 50.3 33.3 13.7 2,7 100.0 在当地居住时间 1 年以下 1~5 年 5~10 年 10 年以上 合计 缺失 66 94 48 155 363 17 18.2 25.9 13.2 42． 7 100.0 全家 全年 收入 10 万元以下 10~15 万元 15~20 万元 20~30 万元 30 万元以上 合计 缺失 204 43 34 13 31 325 55 62.8 13.2 10.5 4.0 9.5 100.0 性别 男 女 合计 缺失 205 175 380 0 53.9 46.1 100.0 受教育程度 小学 及以下 初中 、职高或技校 高中 、中专或大专 本科 及以上 合计 缺失 43 133 145 59 380 0 11.3 35.0 38.2 15.5 100.0 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11 （二 ）公众的环境 风险应对行为 本研究 的主要因变量是公众风险应对行为，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为 ： “ 为了避免 /减轻 大型化工项目对您和家人产生影响，您曾经 采取 过哪些措施？（ 可多选 ） ” 。根据被访者是否采取过这类行动，这一系列问题问题的答案分为“是”和“否”，分别赋值“ 1”和“ 0”。 对量表中的 12 个项目进行信度检验，发现 12个项目的 α 系数为 0.424。值得一提的是，在问卷中这部分 的 12 个有效项目中 ，“ 搬家 ” 、 “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 这两个项目是属于负向问题 ， 是消极应对环境行为的表现 。 因此 ， 笔者将它们重新编码 ，将这两个项目的答案“是”和“否”赋值为“ 0”和“ 1” ，并重新命名为“没有搬家”和“有采取措施”。 重新编码后再次进行信度检验 ， 整个量表 α 系数上升为 0.705，如果剔除“搬家”这个项目，整个量表的信度系数更是会提升到 0.770。然而，重新编码后的“有采取措施”这一选项的范围包含了量表中其他各项的应对措施选择，不符合问卷设计中“不重复”的原则，因此，也不可取。 在这种情况下 ，笔者对量表重新进行信度检验， 发现如果剔除第 12 个项目“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 ，量表的 α 系数将从 0.424 上升为 0.699，若再剔除第 1个项目 “ 搬家 ” ，则 α 系数上升为 0.731。由此可见， “ 搬家 ” 、 “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 这两个项目的信度较整体信度偏低，剔除后可使测量的整体信度大大增加，因此 ，在这里将两个项目剔除。 我们 运用 主成份 对 测量 “ 公众风险 应对行为 ” 的 10 个项目 进行因子 分析 ，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 ，共提取 3 个因素。根据因子负载，分别命名为： 项目 直接相关方抗争因子、第三方间接抗争因子、新媒体抗争因子。 详 见表 2。 表 2 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因子分析 项目直接相关方 因子 第三方间接抗争 因子 新媒体抗争 因子 共量 C62.向制造污染的单位直接提出抗议 .666 .251 .086 .514 C63.向工作单位反映 .693 .138 .094 .508 C64.向街道居委会反映 .766 -.158 .188 .647 C65.各级政府投诉（包括专线电话、上访、信访、联名请愿等方式） .600 .411 .053 .532 C66.向法院起诉 .044 .547 .452 .505 C67.通过民间环保团体反映 .353 .616 -.041 .506 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12 C68.向新闻媒体（如电视台、报刊、广播台等）投诉 .305 .006 .764 .677 C69.寻求网络支持（如开微博、论坛、微信等） .042 .198 .800 .681 C610.私人特殊渠道解决问题（如利用亲戚、朋友的个人关系等） .002 .599 .282 .439 C611.静坐、游行、示威 .098 .584 .021 .351 特征值 2.101 1.694 1.565 5.360 平均方差 21.009% 16.943% 15.647% 53.599% (三 )公众环境关心的因子分析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公众环境关心，调查问卷参考了 Dunlap 等人（ 2002）修订后的 NEP 量表。 询问被访者以下 15 个项目的态度：（ 1）世界人口总量正在接近地球能够承受的极限；（ 2）人是最重要的，可以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改变自然环境；（ 3）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常常导致灾难性后果；（ 4）由于人类的智慧，地球环境状况的改善是完全可能的；（ 5）目前人类正在滥用资源和破坏环境；（ 6）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开发，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很充足的； (7)动植物与人类有着一样的生存权；（ 8）自然界的自我平衡能力足够强，完全可以应付现代工业社会的冲击；（ 9）尽管人类有着特殊能力，但是仍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 10）所谓人类正在面临“环境危机 ” ，是一 种过分夸大的说法；（ 11）地球上的空间和资源是很有限的；（ 12）人类生来就是主人，是要统治自然界的其他部分的；（ 13）自然界的平衡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打乱；（ 14）人类终将知道更多的自然规律，从而有能力控制自然；（ 15）如果一切按照目前的样子继续，我们很快将遭受严重的环境灾难。这一系列描述的态度回答分为 “ 完全赞同 ” 、 “ 基本赞同 ” 、 “ 说不清 /不确定 ” 、 “ 基本反对 ” 、 “ 完全反对 ”5 个等级，分别赋值 5-1 分。但是在数据分析中，由于量表中第 2、 4、 6、 8、 10、 12、 14 题属于负向问题，所以被访者回答 “ 完全赞同 ” 、 “ 基本赞同 ” 、 “ 说不清 /不确定 ” 、 “ 基本反对 ” 、“ 完全反对 ” 分别重新赋值为 1、 2、 3、 4、 5 分。这 15 个项目的 α 系数为 0.727，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下面运用主成份对测量公众环境关心的 15 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抽取 3 个因素。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些因子分别命名为人类中心主义因子、生态危机因子和自然规律因子。 详 见表 3。 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13 表 3 公众环境关心的因子分析 人类中心主义 因子 危机意识因子 自然生态中心 因子 共量 B31.世界人口总量正在接近地球能够承受的极限 .025 .184 .493 .278 B32.人是最重要的，可以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改变自然环境 .720 .038 -.020 .520 B33.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004 .653 .194 .464 B34.由于人类的智慧，地球环境状况的改善是完全可能的 .331 -.595 .321 .566 B35.目前人类正在滥用和破坏环境 .091 .541 .273 .375 B36.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开发，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很充足的 .547 -.121 .216 .360 B37.动植物和人类有着一样的生存权 .088 .415 .557 .491 B38.自然界的自我平衡能力足够强，完全可以应付现代工业社会的冲击 .705 .141 -.004 .517 B39.尽管人类有特殊的能力但是仍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 .022 .127 .778 .622 B310.所谓人类正在面临“环境危机”，是一种过分夸大的说法 .612 .199 -.065 .419 B311.地球上的空间和资源都很有限 .071 .534 .364 .422 B312.人类生来就是主人，是要统治自然界的其他部分的 .673 .104 .121 .478 B313.自然界的平衡很脆弱很容易被打乱 .039 .568 .180 .356 B314.人类终将知道更多的自然规律，从而有能力里控制自然 .645 -.095 .024 .425 B315.如果一起按照目前的样子继续我们很快将遭受严重的环境灾难 .176 .650 .073 .458 特征值 2.723 2.418 1.611 6.752 平均方差 18.152% 16.122% 10.741% 45.015% (四 )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状况、在本地居住时间、家庭收入作为控制变量，以公众环境关心的三个因子（人类中心主义因子、危机意识因子、公众环境关心 与 风险应 对 行为 研究 ——以 福建漳浦 PX 项目为例 14 自然生态中心因子）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根据因变量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三个因子（项目直接相关方因子、第三方间接抗争因子、新媒体抗争因子），建立三个模型，分别为模型 I、模型 II、模型 III。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影响公众环境风险应对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公众环境风险应对行为 模型 I （项目直接相关方抗争因子） 模型 II （第三方间接抗争因子） 模型 III （新媒体抗争因子） Beta 标准误 Beta 标准误 Beta 标准误 （常数） .397 .184 .240 性别 a .127** .090 .079 .042 .079 .054 受教育程度 .045 .025 -.087 .011 .098 .015 年龄 .048 .062 -.091 .029 -.147** .037 居住时间 -.040 .038 .028 .018 .075 .023 家庭收入 -.024 .033 .041 .015 -.046 .020 户口状况 b -.121** .100 -.109* .046 -.060 .060 人类中心主义因子 -.164** .015 -.010 .007 .027 .009 危机意识因子 .145** .024 .134** .011 .058 .015 自然生态中心因子 .057 .041 -.019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