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问责风险与政府行为：群体事件发展中基层政府应对策略研究.docx

1 问责风险与政府行为：群体事件发展中基层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何 彬 ① 摘要： 在群体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应对策略如何演化？对 T 镇 政府执法不当引发的 群体事件的个案研究发现，基层政府的应对策略随着事件阶段、事件主体、甚至事件主体所处的不同阶段而有所 差异 。对围观群众、抗争青年和软弱当事人三个不同的事件主体，基层政府灵活采取了妥协、分化收买和拖延了事等不同策略。面对事件发展不同阶段由围观群众、抗争青年和软弱当事人等事件主体行为构成的群体事件具体情境，基层政府的应对策略 是： 在没有群体动员情境下对个体行为的暴力压制，在群体动员情境下的拖延和妥协以及在群体动员消退后的收买和分化。整体上，在社会稳定一票否决压力下，影响基层政府应对策略的主要因素是群体事件中不同主体的行为及其构成的情境造成的问责风险。 关键词： 群体事件；基层政府；事件情境；问责风险；应对策略 一、引言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的转型期， 群体事件是当前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已成为我国政府管理面临的新难题 ， 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面建设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大背景下，政府如何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关乎到社会的稳定程度，而厘清政府在处理群体事件所运用的应对策略及背后逻辑则有助于提升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有关 群体事件 的 研究 包含了 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群体事件如何动员（应星， 2007；韩志明， 2012；谢金林， 2012），二是政府如何应对群体事件（黄卫平、陈家喜， 2009；张永宏， 2009；张永宏、李静君， 2012；肖唐镖 ， 2014； Cai Y.， 2008； 2010； Lee CK & Zhang Y.， 2013）。 在第二个问题的讨论中，政府的应对策略又分为宏观策略（ Nathan AJ.，2003； Bueno de Mesquita B， 2005； Dickson BJ， 2003； 2007； Lorentzen PL，2008； 2013； O'Brien KJ， 1996）和微观机制 (Lee CK & Zhang Y.， 2013； Perry EJ， 2001；黄卫平、陈加喜， 2009；张永宏、李静君， 2012； Cai Y.， 2008； 2010；Deng Y & O'Brien KJ， 2013)。群体事件中基层政府 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应对策略？现有研究 认为，在组织环境变化和政府内部激励结构的塑造下的基层政府总是策略性地采取不同的行为模式来防范和应对民众抗争的发生（张永宏， 2009）。 张永宏、李静君（ 2012）基于华南和华北两个城市的田野观察，总结出基层政府应对民众抗争的三种一般性策略：“花钱买稳定”，“玩程序游戏”和“提供安全与稳定服务”。针对具体群体事件的研究进一步认为， 群体事件发生后，政府会依据事件是否构成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采取不同策略加以应对（ Lee CK & Zhang ① 何彬（ 1992-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邮箱：xiaojushi2015@163.com。感谢赖诗攀老师的悉心指导，感谢吴珊玲同学协助搜集资料。 2 Y.， 2013 ； Perry EJ， 2001；黄卫平、陈加喜， 2009） ： 当民众以爱国主义、经济利益为诉求目标且采取理性表达方式时，政府往往采取鼓励或容忍的策略（ Perry EJ， 2001） ； 如果事件的发生对社会稳定、政策执行构成威胁（ Cai Y.，2008； 2010）或者面对的是宗教抗议运动时，政府就会采取武力镇压（ 谢金林，2012） 或关系型压制（ Deng Y & O'Brien KJ， 2013）等手段进行处理 （ 赖诗攀，2015） 。 例如，黄卫平等（ 2009）分析了三个不同类型业主抗争事件，地方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维权事件的性质、维权带头人的 构成以及维权者的维权表达方式直接决定了政府在此过程中的策略：面对“合作型”业主维权，政府所采取的策略是吸纳与合作；面对“技术型”维权，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协商与嵌入；面对“对抗性”业主维权，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压制与分化。 现有研究中，群体事件中政府应对策略包含了一般性策略，也包括针对某一类型群体事件的具体策略。然而，前者只是对政府一般性维稳策略的归纳，并不针对具体的个案，主要强调的是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而非群体事件的应对；后者区分了不同的群体事件，并针对每类群体事件提出一种应对策略，但只是一种简单的类型化，把群体 事件视为一种静态结构，忽视了群体事件动态发展演化过程中，政府应对策略的变化。在群体事件的发展演化中政府应对策略如何变化？本文通过对 T 镇一起警方暴力执法引发的群体事件全过程的细致调查，讨论在政府执法不当引发的群体事件演化中，面对不同情境的政府应对策略的变化。 二、案例描述 “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主要特征有四：一是事件参与人数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二是这些事件所进行的行为在程序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有的甚至是法律和法规明文禁止的；三是这些聚集起来的 人群不一定有共同的目的，但有基本的行为取向；四是这些事件对社会生产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社会管治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建嵘， 2009）。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 T 镇发生的一起群体性事件，来探究在群体性事件不同的发展阶段中，面对不同的维权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的抗争行为，政府所采取的区分性策略。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于 2014年 11 月所做的实地调研、访谈。访谈方式为面对面访谈和电话访谈。 (一 ) 暴力执法与压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14 年 11 月 21 日 晚七点半左右 T 镇派出所的民警在派出所门口查车 ① ，妇女 Z 独自驾驶摩托车，因没戴安全帽被拦下，民警要求其下车接受检查，双方争执的过程中，一位民警将其拉到在地，并强行将摩托车拖走，妇女 Z 长时间躺在① 针对该地对摩托车的管理，主要检查的内容包括：是否有牌照、是否戴头盔，是否超载（三人以上）、是否酒后驾车等。 3 地上，引来路人围观。民警暴力执法的整个过程恰巧被路过的青年 Y 用手机拍摄下来，打人民警发现青年拍照后，要求删除所拍摄的内容，双方爆发冲突，民警抢过手机强行删除了手机里面的拍摄内容，并将青年拖入派出所，在身份证扣押并复印之后，又拿着一张写有“派出所并没有打人”的字条让被打青年签字，之后，三个民警在派出所里对青年进行殴打，打到脸部出现淤青，后背出血。 民警暴力执法的过程招致群众的 围观，面对拍摄“暴力执法”的青年，民警感知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并认为青年的行为是在干预其正常执法，暴力执法的“执法惯性”使得民警首先采取暴力压制的策略企图平息事端。然而，随着被打妇女和青年的亲友赶到，以及人群中不断传出“连学生拍照都像押犯人一样一路押一路打”的消息，人群 ① 越来越多地聚集在派出所门口，随着被打妇女长时间地躺在地上而不被送医，人群越来越愤怒，渐渐地开始声讨派出所的“打人”行为。 （二） 拖延与妥协：众人拾柴火焰高 随后，被打妇女 和被打青年的亲友赶到事发现场， 双方开始声讨派出所的打人行为 。 派出所矢 口否认打人，并拒绝将伤者送医，妇女和青年两方的态度、行为却并不相同。青年方面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激烈抗争的态势。 ‚青年的另一个朋友听说他身份证被押了，就和那个协警说：‘你身份证要还他，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然后他们（民警）就还给他了。派出所副所长还一直对他说他们没打青年 Y。他吼道：‘没打他的话，他身体的伤怎么弄的’？他们（民警们）就不说话了。后来，一个打人的警察出来了，他们（被打青年的亲友）想围着揍他，被派出所的人拦住了，那位警察吓得赶紧就跑了。‛ ② 与抗争 青年面对派出所所体现出来的言语上、肢体上的对抗所不同的是，被打妇女一方并没有表现出很强势的姿态，反而显得很软弱，唯唯诺诺。她的丈夫到达现场后，尽管很愤怒，但只是在派出所门口站着，没有乱说乱动，希望派出所能早点将被打的妇女送医，可派出所一直坚称自己没有打人，并没有要将被打妇女送医的意思，软弱的当事人甚至招致了周围群众的不满。 虽然被打青年一方有着激烈的肢体上、言辞上的抗争，可是派出所并没有妥协的意思，此时派出所采取的是拖延的策略，他们即不承认打人又拒绝将伤者送医，在群众的声讨中双方对峙近三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 ，围观的群众 抗争情绪被调动起来 。 ‚当时的人都很愤怒，一个大妈对那些人说：‘你们这些查车的还打人’，还有人（围观群众）说：‘把他们（民警们）拖出来打，我们一人揍他一拳，大① 具体人数不详，大约 200 人左右，并且人群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有些人是中途加入，也有些是中途退出 。 目击者口述 。 ② 访谈资料： YF_20141128。 4 不了再大家给他出钱赔偿，没事’。有人对我说：‘你老婆都被打成这样了你还站着不动？去把他们拖出来打’！大概九点多的时候，他们都对派出所的人说：‘你们怎么这么不道德啊？人都倒地一两小时了你们还不赶快送医’ 。 ‛ ① 由于围观群众并不是事件的主体，派出所企图靠拖延来缓解群众的抗争，以为过一段时间后群众必然散去，但也正是由于派出所的拖延行为使得群众愈发 地愤怒，迟迟不肯离去，声讨的力度也越来越强烈，这宣告着派出所拖延策略的失败。围观群众作为抗争主体（但却不是事件的利益主体）出于情感上的愤怒，给派出所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他们积极声讨派出所“打了人还不送医”，另一方面，他们也给软弱的当事人施加压力，鼓动其进行抗争。面对这种三方共同的抗争行为，派出所为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采取了让步与妥协的策略。他们开始将两位伤者送医，以平息群众的愤怒，目的是让周围群众退出抗争。虽然派出所将伤者送医，但送医归送医，派出所仍然不承认打人行为，派出所将被打妇女送医的行为并不 是为了妇女，而是其面对群众抗争所采取的一种妥协性的策略。 （三） 分化与瓦解：各个击破 第二天（ 11 月 22 日）早上，村 支书 （被打妇女）带着两位声称是“市领导”② 的人探望被打妇女和青年，并对其进行安抚，让其先在医院住下，当天早上，村 支书 又为被打妇女交了一部分住院费用。被打妇女和被打青年住院后，派出所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去说服抗争主体退出抗争。 11 月 23 日，被打妇女夫妇发现住院费用已用完，便打电话给村 支书 ，村 支书 说：“这些钱是我先代缴的，你知道吗？派出所交代的我才去缴，他没交代我缴干嘛？” 11 月 24 日上午，妇女的丈夫到 N 市公安局上访，他详细交代了事件的经过，信访工作人员只是听，也没有让他登记，也没有记笔录。工作人员说：“这件事我们通通都知道了，你不用说了，我们 N 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那天晚上就过去 T 镇了。”信访无果后，被打妇女的丈夫又去举报，在举报单位的门口被保安拦住，保安告诉他们，要举报的话也要等十天之后。在门口和保安沟通的时候，遇见公安局副局长和一个级别较高的领导。 ‚正当那时出来两个人，问我们在干嘛，我们说了缘由。其中一个人马上打了个电话给派出所，说道：‘不管你们是对还是错，反正人要先处理好，先看好病，该交的钱去交了。’打完后对我们说他们要去开会，叫我们回家，钱派出所会去缴。‛ ③ 当天下午四点， 派出所 王所长告诉被打妇女的丈夫，已经派人去缴费了，但① 访谈资料： ZH_20141128。 ② 真实真份不详，有知情者透露，两位“市领导”是派出所民警所扮。 ③ 访谈资料： ZH_20141128。 5 派出所根本没有打人，叫他们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26 号早上，被打妇女出院。出院后，村 支书 写了张字条，并让妇女丈夫在上面签名，大意是要他们不要再追究此事也不要再上访，要是不签字的话今后出什么事也不会管他们了，并给了妇女丈夫 200 元补 贴，还答应会把摩托车归还，前前后后派出所花了 3100 元药费和 200 元补贴，摩托车归还后，整件事就 不了了之 。 在对被打妇女一方的处理中，派出所已察觉到被打妇女一方的软弱，在送医的时候交了一部分钱之后就想不再管她，可是随着被打妇女丈夫的上访，举报，上级政府开始 介入 到事件的处理中，派出所面对上访等抗争行为所带来的压力只能再次缴费，后来 再 没有出现其他的抗争行为，派出所就催促其出院，并签署保证书，防止其再次“闹事”。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派出所都不承认有打人行为，而且也很少与被打妇女直接沟通，都是由村 支书 在期间穿针 引线。在上访举报的过程中，政府又在与被打妇女的丈夫“玩程序游戏”，消磨其抗争意识。 被打青年在当晚也和被打妇女 Z 一起被送往医院。被打青年与被打妇女素不相识，但 22 日早上还和被打妇女的儿子约定好 一起 去找派出所理论，偷偷把话录下来看他们 （ 派出所 ） 怎么说 ，但 23 日被打妇女的丈夫去找 青年 时 ， 发现他已经出院，于是便去他家探望，并准备准备把谈话录下来，去青年家的时候发现桌上摆着三部手机。青年的叔叔一进门就说：“三部手机你们看到了吗？你们别想录音，一旦录音他们（派出所）就会知道！”他就不敢录了。 11 月 25 日，村 支书（被打 青年一方） 表示已把事情处理好，和派出所约定不再做宣传，青年的朋友表示派出所赔偿了 5000 元。 派出所对待被打青年的态度与被打妇女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与两者不同的抗争态度和抗争行为密切相关。被打妇女的软弱，派出所便采取消极的态度处理，采取能拖则拖、“玩程序游戏”的策略；抗争比较强硬的青年，为了避免双方可能采取联合抗争的行为，派出所积极地采取“收买”的策略使其退出抗争。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由村书记在抗争群众与派出所之间进行利益的协调，派出所并不直接面对抗争主体，在前村村书记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在前往妇女被打的现场 的时候，他还是抗争群众的角色，也在积极声讨派出所的打人行为，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前村村支书的角色发生了转换，由抗争主体转化为派出所面对抗争群众的“代理人”。虽然派出所有“送医”、“缴费”、“收买”、“补偿”等相关行为，但派出所始终没有承认有打人行为，始终否认在执法过程中有暴力行为，始终没有丧失道义上的合法性。 三、 事件情境、问责风险与策略选择 本文通过对 T 镇的一起群体性事件的个案描述与分析，探究了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应对策略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同一个群体性事件中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维权主体，政府在与不同的维权主体的博弈过程中采取了区分性策略应对；二是在6 面对群体性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政府采取的策略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单一策略，而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采取阶段性、不同的应对策略。如何解释基层政府应对策略上这两个层面的不同？ 中国政府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下，中央政府主要的任务是选拔、监督和奖惩官员，行使“治官权”；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治理辖区内的民众，行使“治民权”只要地方政府不违背 中央的大政方针，均可在辖区内因地制宜地治理民众，而一旦出现问题，中央往往会对地方官员进行问责来安抚民众（曹正汉， 2011）。在社会稳定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下，问责风险成为突发事件中政府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赖诗攀， 2013）。为了避免被上级问责，地方政府必须谨慎的处理群体性事件，避免“闹大” (韩志明， 2012)。我们认为， 在本研究的个案中，问责风险的不同是 基层政府面对事件不同主体及事件发展阶段时所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的关键解释变量， 这一问责风险由 地方政府不当行为、信息传播和惩罚力度三个因素塑造，除了不当行为外，惩 罚力度主要受到事件严重程度的影响 （赖诗攀，2013） 。 由于这一事件由基层政府的不当执法引发，于是事件问责风险主要受到这一不当行为的信息传播风险和事件是否升级影响。我们据此对案例中基层政府应对策略进行解释。 T 镇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完整地展现出在面对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在不同的事件情境中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其背后的 关键解释变量 是问责风险。 在尚未出现群体动员的阶段，民警看到青年拍摄其暴力执法的“证据”，不当行为信息传播的潜在威胁增大，被问责的潜在风险增加 ， 加之此时并没有明显的群体动员，一线执法人员只是面对 软弱的当事人和抗争青年，整个事态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在这种不当行为信息传播风险加大，事态完全可控的情境下，一线执法人员迅速做出暴力威胁压制的反应：抢夺青年手机，删除“证据”，并在删除之后暴打、写保证书、威胁，企图强制扼住事态发展，防止潜在的问责风险。这一粗暴行为虽然消除了抗争青年手上的“证据”，却也起到了群众动员的作用，愤怒的群众开始聚集起来声讨政府的暴力执法、暴力压制的行为。 随着 事件升级，进入群体动员阶段。在群体动员的阶段中，面对抗争青年群体的激烈的言辞和肢体上的对抗，政府始终否认暴力行为，并采取拖延的 策略意图使围观的群众自然散去，但随着围观的抗争群众迟迟不肯散去，并且声讨的力度不断加大，同时信息快速传播，事态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加大，一旦出现激烈的行为，招致武警 ① 介入，就必然会被上级政府问责。此时政府承担较高的问责风险，为避免不利后果的出现，政府放弃了拖延的策略，采取退让和妥协的策略，当政府观察到群众声讨的重点始终围绕“打了人还不送医”，政府赶紧将“受伤① 后来防暴武警也来了，没到现场只在距离一公里外的某饭店门口逗留观察，因为两百多人只是聚集没有闹事。两位知情者口述。 7 群众”送往医院，作为一种应对群众声讨的妥协策略。 伴随着 群体动员消退，事件升级风险降低。在群体动员消退的阶段，事态进一步升级风险降低，政府开始采取分化抗争主 体的方式去解决事端，一方面，在应对软弱的当事人时，政府试图拒绝上缴医疗费用并诬赖妇女存在暴力行为来化解抗争，但随着被打妇女一方有着进一步的抗争行为 —— 上访，上访的行为使得事件被上级政府熟知，问责风险的增加使得政府开始进一步做出补偿，随着抗争行为不再出现，问责风险也没有继续增加，政府退回被扣车辆，草草了事。另一方面，在应对抗争青年（暴力压制的对象）时，其之前激烈的抗争态度与抗争行为使得基层政府意识到他们仍有可能持续抗争再把事情闹大，使得事态再次升级，从而增加基层政府因群体事件被问责的风险，因此，政府及时采取了 “收买”的策略使其放弃抗争，从而瓦解“抗争联盟”。 情境的问责风险也约束了群体事件发展过程中基层政府对事件主体的不同策略。在我们观察的个案中针对事件不同主体，政府灵活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抗争主体的规模、诉求、态度、方式直接影响政府被问责风险的变化，政府对此也采取了对不同应对策略。 围观群众这个抗争主体通过“情感动员”（谢金林， 2012）聚集起来，其抗争动机也仅仅源于情感上的愤怒，他们不是“查车打人”事件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但他们拥有较大的规模，抗争的态度比较激烈，一方面，他们直接声讨政府的暴力行为，给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影响态度消极的抗争者来给政府施加压力。抗争群众的动员极易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大大增加了重大群体事件发生后基层政府被问责的风险。于是政府采取了拖延和妥协的策略。政府通过分散维权主体，控制事态，缓和局面，制造充分的时间来解决对象明确的维权主体，试图通过拖延的办法来化解群体性事件（张永宏、李静君， 2012）。然而群众的坚持抗争，政府的问责风险持续上升，使得政府最终不得不进行妥协，满足群众的情感需 求，及时将伤者送医，给群众一个“交代”。将伤者转移之后，人群自然散去，作为“局外人”的群众其情感需求获得满足后便没有了再次抗争的动机。 抗争青年因其掌握着对政府不利的证据，所以对政府构成的潜在威胁最大。在没有群体动员的阶段，这种不当行为证据意味着潜在的问责风险，派出所迅速采取的行为是暴力打压，胁迫其妥协。但此举虽然消除了证据但引起青年的激烈的抗争行为，加之事件进入群体动员阶段，事件升级可能性加大，问责风险显著增加，于是政府通过花钱来买稳定（张永宏、李静君， 2012），采取收买的策略，阻止其与“被打妇女”一方 进行合作。 被打妇女在整个抗争的过程中都显得比较软弱，政府对其的策略也随着其抗争方式而一变再变，其背后主要的逻辑还是抗争行为所以引起的问责风险的变8 化，当其以上访的方式抗争时，基层政府的问责风险上升，政府对其采取的策略是继续缴费和动用资源在其上访过程中“玩程序游戏”（张永宏、李静君， 2012），并利用村里村书记充当自己的代理人，通过关系控制来化解其抗争，当其不再抗争的时候，没有加大问责风险，政府也就赶紧草草了事。 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 基层政府应对策略体现出“主体行为 —— 事件情境—— 问责风险 —— 应对策略”的运行逻辑。事件不同主体的行为造就了群体事件的具体情境，不同情境形成不同的问责风险，最终塑造基层政府对事件不同主体及情境的不同应对策略（见表一）。 表一 基层政府应对策略变化解释框架 围观群众 抗争青年 软弱当事人 事件情境 问责风险 应对策略 第一阶段 围观 拍照 忍受 未群体动员 潜在风险 暴力压制 第二阶段 声讨 激烈抗争 要求送医 群体动员 风险增加 拖延妥协 第三阶段 退出抗争 预备合作取证 上访、举报 群体动员消退 风险降低 分化收买 四、结论 与讨论 对 T 镇 政府执法不当引发的 群体事件的个案研究发现， 基层政府的应对策略随着事件阶段、事件主体、甚至事件主体所处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围观群众、抗争青年和软弱当事人的事件主体，基层政府灵活采取了妥协、分化收买和拖延了事等不同策略。面对事件发展不同阶段由围观群众、抗争青年和软弱当事人等事件主体行为构成的群体事件具体情境，基层政府的应对策略也有所不同：在没有群体动员情境下对个体行为的暴力压制、在群体动员情境下的拖延和妥协以及在群体动员消退后的收买和分化。整体上，在社会稳定一票否决压力下，影响基层政府应对策略的主要因素是群体事件中不同主体的行为及其构成的情境造成的 问责风险。 在群体事件中政府一般性应对策略的研究中，张永宏、李静君（ 2012）总结出基层政府应对民众抗争的三种策略：“花钱买稳定”，“玩程序游戏”和“提供平安与稳定服务”。然而，他们归纳的是一般性策略，并不针对具体的个案，并未阐述基层政府采取三种策略的具体情境。同时，他们主要强调的是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而非群体事件的应对。进一步地，针对具体群体事件的现有研究认为， 群体事件发生后，政府会依据事件是否构成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采取不同策略加以应对（ Lee CK & Zhang Y.， 2013 ； Perry EJ， 2001；黄卫平、陈加喜，2009）。 这一系列研究区分了不同类型群体事件中政府的应对策略，但把群体事件视为一种静态结构，忽视了群体事件动态发展演化过程中政府应对策略的变化。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在同一群体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及面对不同主体，政府仍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同时进一步认为，基层政府应对策略的关键解释变量9 是问责风险。主体行为及其构成的群体事件情境造成的问责风险不但塑造了基层政府在群体事件不同阶段的整体应对策略，也塑造了它们对事件不同主体的不同应对策略，更塑造了基层政府对同一主体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策略。与张永宏 、李静君（ 2012）相比，我们进一步回答了政府应对策略选择的具体情境。与讨论不同类型群体事件政府应对策略的具体群体事件现有研究相比，我们进一步回答了同一群体事件演化过程中，政府应对策略的变化及其逻辑。当然，群体事件中政府应对策略并不限于本文的个案观察，其他应对策略及其逻辑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曹正汉， 2011，《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韩志明， 2012，《利益表达 ,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 —— 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性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第 2 期。 黄卫平、陈家喜， 2009，《城市运动中的地方政府与社会 —— 基于 N 区业主维权案例的分析》，《东南学术》第 6 期。 赖诗攀， 2013，《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 97 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公共管理学报》第 2 期。 赖诗攀， 2015，《中国科层组织如何完成任务：一个研究述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 2 期。 肖唐镖， 2014，《群体性事件中的暴力何以发生 —— 对 1189 起群体性事件 的初步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 1 期。 谢金林， 2012，《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 —— 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公共管理学报》第 1 期。 应星， 2007，《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 —— 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于建嵘， 2009，《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与特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张永宏， 2009，《争夺地带 :从基层政府化解劳资纠纷看社会转型》，《社会》第 1 期。 张永宏、李静君， 2012，《制造同意 :基层政府怎样吸纳民众的抗争》，《开放时代》第 2 期。 Cai Y. 2008，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suppressionof popular resistance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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